我的“第一眼”

世界上最伟大的偶然莫过于一男一女结为一对夫妻。想想看，十多亿人口，不偏不斜，偏偏这两人碰在一起，概率是如此的小，难以想象。跨国婚姻，就更是奇妙。万里姻缘一线牵，真是偶然又偶然。

怎么会有这么伟大的偶然呢？

大概谁也说不清楚，因为婚姻绝没有重样的，都是不能复制的。

规律是否能找到一些呢？可能吧。

我特别想编一本书，叫做《第一眼》，由上百上千对夫妻来写，专写他们在浩瀚的人海之中，是怎么彼此发现对方的。一定有趣。说不定能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，或者还会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“姻情行为学”，这也难说。

我的“第一眼”，说不上奇特，但也还有一点点传奇性。

事情发生在整整40年前，当时我不满18岁。坦白地说，对男女的事还没有开窍，傻小子一个。我当时在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受训，准备到苏联去留学。这个学校是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，坐落在内城西南角的一座大王府里，同学男男女女大约有3000人之多，来自五湖四海。

学校里常开联谊会，唱歌跳舞表演节目。同学中有不少是音乐界的高材生，节目质量很高，几乎是专业水平的。严良?是合唱团指挥，他也是学员，准备去读研究生。有一天，台上突然冒出一个小不点儿姑娘，唱民歌，嗓子冲，一曲《兰花花》唱得叫了好。她样子甜甜的，很大方，唱完了，转身甩着两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，蹦着跳着钻进了后台，像个小兔子。全场哗然，这位肯定不是学音乐的，因为留苏的肯定都是洋嗓子，绝用不着上莫斯科去学唱陕北的信天游。“她叫什么？”“哪一班的？”“哪儿来的？”台底下嚷嚷开了。谁也说不上来，都说：“没见过她。”可是，她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我也包括在其中。都知道我们同学中有这么一位好嗓子，会唱陕北民歌的小辫儿。

事情很快就过去了，谁也没有把她放在心上，大概，也没有谁为了她的一首歌而害相思病。我呢，出了礼堂门，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但这毕竟是我的“第一眼”，知道世界上有她这么一“号”。

大约过了半年的光景，我们都毕业了，正式出发去苏联留学，分乘五个专列，浩浩荡荡，走了整整7天，到了莫斯科。

在列车上，闲着没事，又是表演节目。隔着一节一节车厢，看不见呀，便把出节目的人带进列车广播室，听声。派给我的节目是朗诵。我选的是普希金的《一对滴溜溜转的眼睛》。播音室极小，可是音响效果特别好，很像专业的录音室。走出播音室时，我的自我感觉极佳，从来没有这么舒畅地朗诵过。在回自己的车厢的走廊上，耳朵里不断地听见指点声：嘿，这就是那个“滴溜溜转的”小男孩儿！当我听见认识我的女同学大声地、倚老卖老地这么介绍给她的女伴们时，我又得意又害臊。她们一般都比我大一两岁或者两三岁，说话故意大大咧咧，爱跟我开玩笑，很有点老大姐要替我包办婚姻的口气。我从来不敢跟她们对阵，权当自己是个不懂事的小弟弟，常常装傻。这么一来，引来的往往是更加放肆的嘻笑，搞得我面红耳赤不战而退。

在这群女伴里，那天，正巧有那位唱过歌的女孩，她匆匆顺着老大姐的手指尖看了我一眼。

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她对我的“第一眼”。

我的第一眼和她的第一眼，都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。但是，很重要很重要，彼此知道了世界上有个“她”，有个“他”。

又过了几天，就在火车上，开始分配学校了。大使馆的人半道上了车，带着拟定好的分配方案，当场宣布，谁到哪个城，进哪个学院，念哪个专业。

我被分到列宁格勒，进基洛夫林业工程大学，念林产化学工艺系。我和一块儿分到这个古老的著名林业大学的还有十几位同学。我们立即编成一组。在这里面，我只认识一位，就是那位老大姐。

老大姐立即“召见”我，指着我面前的一位男同学，又高又瘦，和一位女同学，不高不瘦，说：“你们仨，一个系！”

她，这个小女生，认出了我是“滴溜溜转的小男孩儿”；我却并不知道她就是“兰花花”。

到了学校，人家已经开学好几天了，我们被召去见校长。校长是有名的木材化学教授维·尼基金，他又把我们介绍给系主任，造纸专家老尼贝宁教授。尼贝宁说：你们3个人要分成两个专业，两个去木材水解专业，一个去木材热解专业。他仔细地端详了我们一番，十分果断地说：“您，和您，去水解！”他的手指头点着姑娘和我。“而您呢，”他指着另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同学说：“去热解！”

就这样，我和那位姑娘被分到了一班。这一班人，并不多，一开始大约是20名同学，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。慢慢地，经过淘汰，到毕业时，剩下14个，包括我们在内。

事情就是这么巧：全国那么多学生里，山南海北的，调来的，考上的，总共有3000人；而这3000人里，偏偏是我和那位姑娘最后剩在了一起，就两个人。

林业大学学制是5年。我和姑娘在一个班里呆了5年，朝夕相处。

有一天，下大雪，姑娘对我说：今天有一个晚会，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学生会派给她一个任务，要她去给苏联孩子唱中国歌，她想约我一同去，因为回来得晚，她有点害怕一个人走夜路。我欣然同意。这是我长这么大，头一回当“男伴”。“男伴”这个词，马上使人想起莱蒙托夫或者普希金诗里的神气活现的年轻人。

我如期接她下楼。这天晚上，她穿了丝袜，穿了高跟鞋，穿了绸裙子，零下20多度！地下还有半尺厚的冰雪。

走上雪路，姑娘知道她犯了一个大错误：穿错了鞋。硬底鞋太滑，随时随地要摔跟斗，几乎一步也走不上来。我非常有“派”地把手伸给她，这又是头一次，头一次挎着女孩子走路。幸亏有我给她当男伴，挽救她，免于摔100个跟斗。她完全把身子吊在我的身上，紧紧地，紧紧地，实在太滑啊。

到了那个苏联小学，脱了大衣，她上了台，兰花花！

原来是她。

7年以后，这姑娘成了我的妻子。

妻常常对我说：我们有3个媒人：驻苏大使、“俄专”的校长、和林产化学系的系主任———鹤发童颜的老尼贝宁。